2024年5月15日，52岁的黄循财宣誓就职为新加坡总理，接替了即将满20年任期的李显龙。李显龙留下的是一个在21世纪初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发展的发达国家，国内GDP和人均GDP翻了数倍。然而，黄循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曾为新加坡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全球化趋势可能正在退潮，国际大国间的对立加剧，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社会分层加剧，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正面临“不接地气”和“傲慢”的指控。
2024年5月15日晚，黄循财在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和总理李显龙等约900名宾客的见证下，走上总统府前的草坪宣誓就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当黄循财发表就职誓言时，时间正好是8时12分——正是2004年8月12日，李显龙在同一片草坪上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理的时间。
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李光耀和李显龙不同，黄循财的背景显得更为平民。他1972年出生在新加坡东海岸马林百列街区的一个普通组屋家庭。父亲是来自中国海南的移民，母亲是新加坡本地的小学教师。黄循财从小在公立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新加坡五大初级学院之一的维多利亚初级学院，之后获得了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PSCC），赴美留学，并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经济学本科和硕士学位。
黄循财的家庭背景与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作为一个移民家庭的后代，他深知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重要性。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维持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历年来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移民，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学成回国的黄循财进入新加坡贸工部从事经济研究，之后在财政部、卫生部、能源市场管理局、国防部、教育部和金融管理局等9个政府部门任职。2005年至2008年间，他担任了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2011年，黄循财首次带领人民行动党团队参选国会议员并获胜，随后进入李显龙内阁，担任国防部和教育部政务部长，并连续两届连任议员，期间主持了新加坡建国50周年（SG50）、东南亚运动会以及新加坡植物园申遗等大型项目的筹备工作。
尽管政绩卓著，但黄循财的工作大多在幕后。真正让他走入公众视野的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他与卫生部长颜金勇共同领导防疫工作，通过因时制宜的社会管控措施，使新加坡重症率和死亡率低于各国平均水平，同时秉持“与病毒共存”、“逐步开放”的方针，推动经济复苏，获得了“防疫模范生”称号。黄循财在2020年3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谈及一线防疫人员时动情落泪，被民众评价为“共情能力强”、“值得信任”。
从“铁腕治国”、“说一不二”的李光耀，到吴作栋和李显龙，再到黄循财，新加坡领导人的形象越来越亲民和接地气。黄循财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疫情期间展现的领导能力，使他成为了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的代表。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风格变化反映了民意的需求。2011年，该党在国会大选中得票率为60.14%，为建国以来最低；四年后的大选中，由于举办了“建国50周年”等凝聚人心的活动，支持率有所上升；2020年，尽管再次成功蝉联执政，但支持率又回落到61.24%，反对党工人党拿到了史上最多的10个席位。黄循财在接受《联合早报》等本地媒体采访时坦承，人民行动党在民意上面临挑战，他表示，“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一党独大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反对党肯定仍会存在，我们已经接受这会是我们政治制度中的永久特征。”他说，“两个或三个反对党一起取得超过50%得票率，组织联合政府，不是遥不可及的”。
近年来，关于人民行动党“不接地气”的批评越来越多。尽管黄循财出身草根，但他也是通过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学而优则仕”的技术官僚路径，从一名普通公务员一路走到总理岗位。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人民行动党也在不断调整移民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新加坡政府通过引进高素质移民和技术工人，保持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这不仅有助于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也为新加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创新动力。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本地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矛盾和文化融合的挑战。黄循财必须在保持新加坡开放政策的同时，解决好这些矛盾，确保社会和谐。
从1965年起掌舵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拥有一套“选贤唯能”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即通过提供奖学金，让优秀高中毕业生接受海内外精英教育，加入公务员队伍，其中表现优异者会得到提拔，走向较高的行政职位。为了避免腐败，新加坡政府实施“高薪养廉”制度。据《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部长级官员的薪酬基于该国收入最高的1000人的薪资中位数，打6折以显示“为民服务”的属性。一位初级部长的月薪为5.5万新元，年薪包含13薪和奖金。李显龙任总理时薪资按初级部长的两倍计算，2012年经过一轮薪资下调后为220万新元，被称为“全球最高薪领导人”。
站在新加坡标志性的鱼尾狮雕塑旁望向滨海湾，最显眼的建筑便是顶部宛如一条大船的滨海湾金沙（Marina Bay Sands）。金沙不仅以其豪华酒店、商场和楼顶的无边泳池闻名，更因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庭赌场而备受瞩目。在法纪严格的新加坡开设赌场，是李显龙执政期间最具颠覆性的政策之一。
2005年，李显龙表示，在上海、香港等亚洲大都市的挑战下，新加坡必须“提高国家竞争力，否则会远远落后”。他提出的策略之一是在滨海湾和圣淘沙两地建设度假村和赌场，以发展旅游业。如今，2010年开业的金沙和2011年改建完毕的圣淘沙岛都已成为新加坡的旅游胜地，其中圣淘沙每年接待游客逾2000万人次。2023年扩建完成的樟宜机场T2航站楼则将雨林、瀑布与游乐设施融为一体，使原本已是“世界最佳机场”的樟宜机场成为新的景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室庄嘉颖表示，李显龙在20年任期里相当重视城市发展与更新，同时也将新加坡从制造业为重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这些转变使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都有大幅度增长。《联合早报》近期刊登的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新加坡的名义GDP已增至2004年的3.5倍，人均GDP达到当年的2.4倍，从4.67万新币增至11.38万新币；新币在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中也增值了40%。李显龙在离任前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将新加坡称为“闪光的小红点”，这与上世纪90年代印尼时任总统哈比比轻视“小国”新加坡时的称呼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庄嘉颖也指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李政府的功劳，外部环境也提供了很大助力。李显龙就任的2004年正值全球化进展最快、经济最开放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向外输出资本，刚刚加入WTO的中国则吸收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大量制造业。新加坡作为投融资的“中间人”，帮助了出口资本和进口制造业的经济体进行“配对”，同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再加工后出口至国外。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非常依赖中美等大经济体的合作意愿及彼此间资本、技术与货物的需求。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服务贸易伙伴国均为美国、欧盟和日本，而货物贸易最大的伙伴国是中国，其次是美国。然而，自特朗普2016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发生变化。如今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近年来接连提出“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法案，将制造业转移至美国国内及拉美地区。此外，特朗普上任后退出了新加坡一直以来极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中美及其盟友间的经济往来和开放程度不断减少，摩擦不断增加，新加坡能从中获益的机会也逐渐减少。
在学者钟伟伦看来，新加坡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枢纽，努力对四面八方的机会保持开放，是新加坡国民精神“怕输”（kia-su）的体现。“怕输”一词源自南洋华人常用的闽南语，意为害怕失去机会。2021年，钟伟伦在《外交政策》撰文阐述了新加坡如何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即新加坡每次向美国走近一步时，也会在同领域向中国迈出一步，连军事防务领域也是如此。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风波频出，国际舆论常常鼓吹让新加坡“选边站”的论调。但黄循财在“接棒”后重申，新加坡未来不会亲美也不会亲中，而是“亲新加坡”（pro-Singapore）。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曾任国会官委议员的陈庆文表示，新加坡坚信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和东亚都有切实的利益，只有两国在该地区发展得好，才能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新加坡未来将与中美两国在投资、贸易、政府间项目、军事防务合作和民间关系上进一步密切往来。
“往后新加坡需要寻找新的市场，还是变得更加独立？未来的发展模式是黄循财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庄嘉颖说。
若将一切数字“平均”下来，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2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于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更高。然而，庄嘉颖指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带来正面影响，也导致物价和房价的上升，显著的贫富差距随之出现。
根据瑞士信贷集团2023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新加坡有超过33万名净资产逾百万美元的富人，其中78人拥有超过5亿美元的财富。而另一方面，有79.6万人的净资产少于1.35万美元，这些人占新加坡成年人口的16%。2010年至2023年，新加坡收入最低10%群体的平均家庭月收入从381美元增长至706美元，而收入最高10%群体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则从9669美元增至14803美元，尽管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者，但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新加坡国立大学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大学毕业生在20多岁和30多岁时的收入中位数是4200新币，是中学及以下学历人士的两倍多。一名清洁工的月收入则在1570新币到2210新币之间。
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则是庞大的中产“夹心阶层”。身为学者的庄嘉颖笑言，“（新加坡）经济数字翻倍是很好。但作为一个拿固定工资的人，我的工资并没有翻倍那么多，所以（作为普通人）还是会有压力。”
陈庆文表示，李显龙任期内，因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和社会压力增加，因为新加坡“城邦国家”特点而尤为突出。“若一位中国人不喜欢北京、上海的生活压力，可以选择去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农村，但新加坡人别无选择，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城邦。新加坡也不可能因为这些负面影响而选择减缓经济增长，否则那会给新加坡、习惯了高生活水平和强劲货币的新加坡人带来什么呢？新加坡若不继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就可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人们不再来这里做生意、生活和娱乐。”
因此，陈庆文认为，经济发展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existential challenge）。为了减少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李显龙政府在过去20年里，通过收入再分配、扩大社会安全网、提高移民门槛等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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