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高净值人士背景越来越多元化。其中，中国籍家办董事人数最多，新加坡董事则排第二。市场人士指出，新加坡调高对家办资产管理规模的门槛，促使在新加坡家办数量增幅放缓，但它们的素质有所提升。
家办申请今年少三成
与此同时，面对香港政府大力吸引家办到港落户的竞争，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高家办享有税务优惠的门槛等因素，受访业者观察到，来新加坡设立家办的中国富豪今年已下降。有受访律师行透露，家办申请今年少了30％。
数据分析公司Amicus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新加坡有2053名单一和多户家办董事，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共699人，占总董事人数的34％；新加坡董事693人。
排名第三至第10的董事来源地依序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英国、台湾、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
家办董事来自全球60多地区 持避税天堂护照或原籍中国、欧洲
除了常见来源地，新加坡家办董事的背景多元，来自全世界60多个地区，包括冷门地区如塞浦路斯（Cyprus）、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Dominica）、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Vanuatu）、加纳（Ghana）和阿塞拜疆（Azerbaijani）。
富美联合家族办公室（Franklin Medici）首席执行官徐钦实指出，这些地方不少是避税天堂，不少人为避税取得那里的护照，原籍可能是其他国家。新加坡警方8月侦破近年来规模最大洗钱案，被提控的10人当中有两人持塞浦路斯国籍，一人是瓦努阿图籍。
针对家办董事原籍，徐钦实说：“他们不一定原籍中国，欧洲也有不少人为了避税取得这些地方的护照。”
中国董事三分二户籍 在香港和北上广
报告也分析了中国籍董事的注册地址。65％（456人）注册地址在中国，32％（223人）注册地址在新加坡。
注册地址在中国的中国籍董事中，来自香港占大多数，约有20％（91人），另有76人和56人来自上海和广东，占17％和12％。
Dentons瑞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首席运营官刘家铭受访时说：“早期有许多中国企业家离开中国去香港，而当新加坡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地点时，他们就从香港来到新加坡。”
刘家铭指出，上海、广东和北京是传统定义上的中国一线城市，聚集了富裕的企业家。此外，也有一部分中国董事来自浙江杭州，正是科技起步公司和科技巨头蓬勃发展的地区，因而累积大量财富。
门槛二度调高 新设家办增幅今年放缓
刘家铭观察到，中国客户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需求今年来减少，主要原因是新加坡调高对家办资产管理规模的门槛，增加到至少2000万元。
金管局已两次调高这个门槛。第一次是在去年4月18日，规定在所得税法令的13O计划下申请设立家办，资产管理规模要至少1000万元，两年内承诺增加到2000万元。
此前，并没有最低资产管理规模规定。今年7月5日，当局再度调高门槛，把提出申请时的资产管理规模，从至少1000万元提高到至少2000万元。
市场人士观察到新加坡家办整体数目增长也放缓。获金管局税务优惠的单一家办数目，从2021年的700个增至2022年底的1100个，但今年如果连多户家办都计算在内，数量最多增加200多个，至接近1340个。
重启投资移民 港府“抢人”政策门槛低于新加坡
徐钦实透露，公司今年的中国客户比过去平均减少一半。他认为，这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门槛调高、银行合规要求提高、全球经济状况，还有香港政府在疫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
港府今年大举出台“抢人”政策，包括重启投资移民计划，在港投资股票、基金、债券等资产（房地产除外）至少3000万港元（约512万新元）的合格投资者，可透过这项计划申请赴港。
徐钦实说：“这比在新加坡设家办门槛低。对中国投资者来说，资金太高会影响企业营运，他们因此有一些顾虑。”
平均投资额增一倍 调高门槛使新加坡家办素质提升
Bayfront Law董事林韦恩说，公司今年处理的家办申请同比少了30％，中国客户尤其放缓。一是家办申请要求提高，除了上调最低管理资产规模，也须聘请至少一名非家族成员担任投资专业人士；二是港府大力推动家办发展。据他向香港同行了解，香港今年的家办申请较去年增加30％。
德勤东南亚民营企业与私人客户服务领导郭树恩也指出，港府在3月制定新发展计划，让合格的单一家办豁免盈利税务。有鉴于此，公司观察到，前往香港设立家办的兴趣和讨论都增加。
不过，徐钦实仍看好新加坡家办前景，指如今选择在这里落户的家办素质提升，投资额比过去平均增加一倍。
他认为，在新加坡和香港设立家办各有优势。投资者看中新加坡具有能增值和保值的稳定投资，香港则因资本市场较成熟而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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